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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一位德国医生汉斯·缪勒在参观了解放区的战地医院后，曾对前线医疗的硬件匮乏和人才缺失提出了担忧 ：“在前线做外科工作的人都没有理论基础——他们在经验中学习。四肢上的弹伤和断骨处理得很好，但由于病员常需移动，断骨伸直的手术就很少能施行，其结果是膝盖以下的腿骨断了，就必然使伤者残废。”残酷的战争和落后的医疗给解放区带来了大量的残疾伤病，伤员不仅遭受身体创伤，也会留下心理阴影。

　　为制作假肢，易秀湘拜访了苏联援华医生阿洛夫，并请来延安最好的木工，一起到中央医院进行试制。这位“延安最好的木工”，就是张协和。原名蒋孝传的张协和此时刚满23岁，已是延安首屈一指的木匠。这位“红色鲁班”的技术启蒙来自父亲蒋自明与地下党员孙象涵。张协和曾在西安参与地下工作，设计制造实用美观的家具。奔赴延安后，他创办“美坚木作厂”，不仅制作家具，还为中央大礼堂设计构件，其产品以“美观、坚固、优质、价廉”闻名边区。

　　这位出身新加坡华侨世家的生理学家，在“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休假，将妻儿送往海外，孤身组建全国医疗救护体系。在图云关简陋的草棚里，他创造性地建立“流动救护队”模式，将114支医疗队、3420名医护人员像血液般输送到各战区。他主持的卫生训练所培养出一万余名军医，“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林可胜将“流动救护队”的理念与中国战场实际结合，在战火中编织了一张人道主义的生命之网。他坚持“在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其理念在国共之间架起了一座超越党派的生命之桥。

　　荣军福利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服务的又一重要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的“荣军福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残疾军人的扶助，二是对军属的关爱。“英勇健儿，杀敌成残，国家虽有恤典，然而断肢残臂，失去生活机能，在人力所能挽救者，亦应设法助其复健”。因此，红十字会总会不时开展扶助军残活动，其中最有特色者当属“矫形外科中心”。该中心于1940年由总会联合军政部共同开设，林可胜延揽专家，对残疾军人进行康复治疗，装配假肢，同时根据残疾军人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职业培训，“使残而不废，足以营生”。

　　激烈的抗战过程中，短期内，人们无暇顾及假肢在伤员的生产力恢复和心理治疗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枪炮声暂歇，这些“残缺者”面临的不仅是身体功能的丧失，更是精神家园的崩塌。能重返战斗序列或生产岗位，成为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柱。假肢，在此时被赋予了超越其物理属性的期待——它关乎个体尊严的重建，更关乎民族抗战力量的保全与再生。恢复一个战士的肢体功能，就是为抗战洪流增添一股力量。因此，设计和制造假肢、甚至建立假肢工厂成为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