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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庞表面上反对的是传统的政党，然而在政党碎片化、政治议题失焦的背景下，勒庞的主张实际上是向法兰西文明的传统回归。这恰恰契合了在当今这个变织的世界中，法国人对恢复法兰西历史荣光的渴望。本文从今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引起的巨大争议入手，从“文化战争”切入“政治战争”，从历史脉络和现实演变两个维度探究“国民联盟”如何继承了法国右翼民族主义的传统，又如何顺应时势打造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主流化政党形象，法国的“右转”对自身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由于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阵营在今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马克龙被迫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选举。在6月底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国民联盟”以33.2%的得票率大幅领先马克龙所在的执政党。在7月7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前夕，由布琼领衔的法国1000位历史学家向法国人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民众不要投票给极右翼政党。不知这封公开信是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联盟”领导的极右翼阵营最终得票率屈居第三，位列和执政党联盟之后。尽管如此，“国民联盟”依然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成为国民议会最大的单一政党。执政党阵营和左翼阵营在第二轮选举前临时组织选举联盟，在结果出炉后龃龉不断。相比之下，勒庞领导的极右翼阵营稳扎稳打、攻城略地，用选举结果向世人宣示：法国的右转已经势不可当，极右翼力量取得政权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危机感扎根于社会大众的集体心态，同时也利用着这种心态。19世纪下半叶，普法战争的失败成为法国人的奇耻大辱，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了拿破仑三世政权的倒台，而且成为当时法国的精神伤痕，由此推动了第一波右翼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在1874年才进入权威的法语词典。当时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如勒南、巴雷斯、贝玑、莫拉斯等都诉诸历史、宗教和传统来为法国复兴寻找药方，在他们看来，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外国人窃取了法兰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特别是作家莫拉斯发起的以破产乡绅为主体的“法兰西行动”运动，明确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议会制度和反犹太主义的思想。这波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句话非常契合战后初期的法国社会。法国是一个中小工商业和地产主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的国家，受制于此，法国的工业化在欧洲国家中推进得较为缓慢且很不均衡。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法国兴起了一场以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小地主为主体的又一波右翼运动，这场运动的领袖是法国外省的一个书商布热德。布热德运动兴起的背景有三个方面：经济方面，法国社会的中下阶层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农村空心化以及工商业集中化的威胁，经济社会转型和消费主义革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政治方面，从美国传入的“专家治国”理论在法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伯恩哈姆

　　法国自19世纪至今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其中前两次都以南欧、英国和中东欧等欧洲内部移民为主。进入上世纪60～70年代，欧洲内部输入的劳动力已经难以满足法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法国政府先后同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等国家签署了引进劳工的合同，并给予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免签入法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的结果是，来自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到80年代增至移民总人口的近40%，其中阿尔及利亚人成为最大外国移民群体。这些移民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同以基督教文明为特征的法国社会格格不入，

　　这一合流的后果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从1974年到2007年，老勒庞前后5次参选总统，得票率屡创新高，特别是在2002年大选第一轮投票中一举击败左翼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使后者被迫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右翼候选人希拉克，以避免老勒庞的当选。尽管老勒庞的总统梦没能实现，但是支撑“国民阵线”的民众力量渊源有自，且因应时势不断壮大。当“国民阵线”的接力棒交到如今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手中时，极右翼走向历史前台的时代机遇正在逐渐成熟。

　　在欧盟议题上，将目标设定为实现法国国内法效力高于欧盟法，放弃前些年提出的脱离欧盟和脱离欧元区的主张；在乌克兰议题上，一方面反对使法国沦为北约打压俄罗斯的工具，另一方面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以及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接受乌克兰难民；在边境议题上，主张在强化管控的同时，不应取消欧盟公民跨国流动的便利化措施；在移民议题上，强调管控而非全盘排斥移民，特别是与种族歧视、反犹主义和鼓吹暴力的政治群体划清界限。实际上，“国民联盟”在移民等议题上的立场，已经同共和党等传统右翼几无二致。正因如此，带领部分共和党议员加入“国民联盟”的共和党领袖西奥蒂

　　全球化进程传播的不仅是资本和技术，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近年来，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传统政党走向异化，政治议题逐渐失焦，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失去有机的联结，传统政党愈加难以满足社会大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期待。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劳埃德撰文指出，勒庞连同意大利的梅洛尼、瑞典的奥克松，应被视为欧洲“新右翼”而非“极右翼”的代表，他们崇尚“民主的民族主义”，相信民众的诉求和克制。“新右翼”立场相对温和，在执政后也会同大多数西方国家保持步调一致，因此不存在“极右翼”接管欧洲政治的情况。照此看来，法国的“右转”乃至欧洲的“右转”，只是政党政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再校准和再回归。

　　许多人发现，短短数十年之间，自己身处其中的法国已经变得陌生，法国不再是路易十四的法国、拿破仑的法国和戴高乐的法国。“危急中的祖国”（这个概念来自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亟待新时代的“圣女贞德”来拯救。在“国民联盟”的支持者看来，勒庞或许就是其心目中的贞德，能够力挽狂澜以重建法国的团结、重拾法兰西文明的价值观、重现法兰西的大国荣光。曾几何时，中派力量是第五共和国赖以维持稳定的政治根基。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派力量与激进力量的博弈，或许正在走向下一个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