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Venetian Macao Casino(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虽然现在你依然可以在墙上看到当年悬挂大门铰链的凹槽，不过从 1797 年拿破仑占领威尼斯，推倒城门起，威尼斯隔都（Venice ghetto，威尼斯市内的犹太人隔离区）就已经不再是一座牢门深锁的监狱了。如今，这座城市里已经找不到标记城区和隔都范围的屏障或指示牌。穿过运河上的拱桥，低头走过楼街（sottoportego，从楼房中穿过的窄巷），消失在城市建筑中的缝隙里，在这个如迷宫一般的海岛城市穿梭，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个地方长得都差不多。

　　1516 年 3 月 29 日，威尼斯总督莱昂纳多·罗雷丹（Doge Leonardo Loredan）下令设立犹太人隔离区——威尼斯隔都，强迫犹太人在那里生活，并对他们进行监视，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隔都。隔都（ghetto）一词正是起源于此。威尼斯隔都所在的区域原本是一个铸造厂（在威尼斯方言中称为“geto”），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因为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使用多国语言，在口口相传中，这个词就慢慢变成了 ghetto。

　　2015 年 12 月，我到 La Serenissima（拉丁语，指代威尼斯，意为“最尊贵的”）考察威尼斯隔都设立 500 周年纪念活动的准备情况。当时他们正规划在总督宫（Ducal Palace）举行一场名为“威尼斯、犹太人和欧洲：1516 年到 2016 年”（Venice, the Jews and Europe: 1516 to 2016）的大型展览，展览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9 日到 11 月 13 日。2016 年 7 月的最后一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英文舞台剧将首次被搬到威尼斯隔都旧址上演，这部作品中一些最美轮美奂的场景就发生在隔都。威尼斯终归是威尼斯，所以这里当然也少不了各种盛大的宴会，众星云集的募捐活动以及华服时装晚会，早在 3 月 29 日，在威尼斯凤凰剧院（La Fenice opera house）就有一场仅面向受邀者的《第一交响曲》（First Symphony）表演。

　　在一个破败的矩形教堂中，我找到了第一个答案。角堂（Scuola Canton），始建于约1532 年，是威尼斯隔都内保留下来的 5 个犹太大教堂之一。这些教堂仅接受威尼斯犹太博物馆（Jewish Museum of Venice）组织的有导游带领的参观。那天上午，只有我和另外两个美国人报名参加了 10 点 30 分的英语旅游团。在导游西尔维亚·克列帕迪（Silvia Crepaldi）的指引下，我们驻足欣赏教堂里用树干做成的柱子，这些金色的柱子盘旋而上，支撑着讲坛上的拱门。这个时候，关于“海平面上升”的话题突然冒了出来。

　　17 世纪，威尼斯隔都处于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这个阡陌纵横的街区，面积只有 5000 平方米，却挤着 5000 名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而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移民又开拓了自己专属的、狭小而又迥然不同的领地，并在各自的领地内设立了专属的犹太教堂。虽然行动受限，不过威尼斯隔都为犹太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犹太人流亡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威尼斯通”贾恩·莫里斯（Jan Morris）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在《威尼斯的世界》（TheWorld of Venice）中写道，这座城市就是一个“百宝箱”，充斥着“象牙、调料、香水、大猩猩、黑檀木、靛蓝、奴隶、加利恩大帆船、犹太人、马赛克图案、闪闪发光的圆屋顶、红宝石以及来自阿拉伯、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各种精美商品。”

　　我的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奢华的大西班牙教堂（Scuola Grande Spagnola）之中，这座教堂极有可能是出自 17 世纪知名建筑师巴尔达萨雷·隆盖纳（BaldassareLonghena）的手笔，安康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a Salute）便是他设计的。我们目不转睛地看了很久教堂内椭圆形的方格天花板以及由黑色柱子搭建的、承托约柜的三角墙；又伸长脖子对着楼上女士观众席前面的樱桃木栏杆和镶嵌着钻饰的木板一看再看；细细欣赏闪耀着银色光辉的枝状烛台以及挂着深红色窗帘的玻璃窗格后，克列帕迪指着镶嵌在长凳后的黄铜匾额说，“这些匾额上刻的是花钱购买祷告专区的家族的名字。这些家族的人依然在这里做祷告，只不过这座教堂只在夏天使用，冬天的时候他们就转到黎凡特教堂（Scuola Levantina）去了，因为那里有暖气。威尼斯的犹太群体虽然人数少，不过很强大。”

　　次日上午 10点，我摁响了一户人家的门铃，门铃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着卡李曼（Calimani）和苏拉姆（Sullam）的字样，这两个姓氏也刻在教堂长凳后边的牌匾上。里卡尔多·卡李曼（Riccardo Calimani）是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对意大利犹太人深有研究，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威尼斯隔都的书。卡李曼的家靠近诺瓦路（Strada Nuova），这是一条罕见的垂直大街，各色店铺鳞次栉比，客群主要是当地居民而不是外来游客。他给我的地址非常准确详细。

　　这座宫殿是他妻子的家族——苏拉姆家族流传下来的。苏拉姆家族原本生活在西班牙，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开始驱除犹太人，他们便来到威尼斯避难。我从卡李曼于1988 年出版的《威尼斯隔都》（The Ghetto of Venice）一书中得知，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犹太移民是最早在威尼斯定居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也最为贫困，靠卖废品和经营当铺为生，而鼎鼎大名的威尼斯商人是在之后才抵达威尼斯的西班牙和黎凡特犹太移民。

　　今天，威尼斯分散在四处的犹太人，依然是一个骄傲的群体，不过已经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广场看到的身穿黑衣的哈西德派教徒并不是威尼斯人，他们原本定居在欧洲和美国的其他地区，后来追随查巴德·卢巴维奇运动（犹太运动）来到威尼斯。和我采访的其他当地犹太人一样，卡李曼说他可以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圈子之间自由出入，而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他告诉我说：“威尼斯隔都与罗马隔都比起来，对外更开放，而后者因教会热衷劝说人们改变信仰，而深受其扰。”

　　城堡区算是威尼斯当地居民的生活区，聚集着工薪阶层家庭、还有学校、社区酒吧和市立医院。我和妻子、女儿租住的 Airbnb 民宿就在位于城堡区中心位置的圣若望及保禄大殿（Campo SS.Giovanni e Paolo）附近，距离多纳泰拉·卡拉比（DonatellaCalabi）的公寓大概有800米的路程。多纳泰拉·卡拉比是一名城市历史教授，也是“威尼斯、犹太人和欧洲：1516 年到 2016 年”的策展人。虽然卡拉比通过邮箱发给我的地图特意用箭头做了指示方向的标记，不过我还是在附近的圣玛丽亚·福尔摩沙广场（Campo Santa Maria Formosa）来来穿梭了好几次，才最后找到正确的“卡里”（calle，在威尼斯方言中表示街巷）。

　　我们坐在卡拉比的顶层公寓的窗边，看着圣马可教堂的圆顶在十二月的暮色中变得越来越暗淡。卡拉比绘声绘色地讲起在总督宫筹办的展览的事情。她说：“隔都为犹太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展览主要关注隔都内部的交流，隔都和威尼斯的交流，以及隔都和欧洲其他城市的交流。”展出的艺术品包括从卢浮宫借来的卡巴乔的《圣史蒂芬布道》（Predica di Santo Stefano），对不同时期的威尼斯隔都的虚拟重现，以及宗教圣典。这些展品势必将这种文化交流的超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给参观者。

　　当话题转到现代时，卡拉比变得严肃起来。她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弗朗切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Sansovino）曾经写过，威尼斯对犹太人来说就是‘quasi una vera terra dipromissione’——真正意义上的应许之地，不过现在威尼斯的犹太社群就是生活在一个小城市的一小群人。500周年纪念日其实并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隔都没有什么好庆祝的，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500 年不间断连续发展的历史，未来不会很快再次出现。”

　　那周晚些时候，我参加了一个非正式讨论小组的会议，在会上我听到了类似的感叹。这个小组会不定期聚集起来讨论与威尼斯犹太社群相关的议题。那天晚上，大约30个小组成员齐聚卡纳雷吉欧区一条运河沿岸的小屋里，那里距离杰苏伊蒂教堂（GesuitiChurch）不远，这个巴洛克式的建筑群所在的城区原来是工匠和艺术家的聚居区，其中就包括提香和丁托列托（二者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威尼斯画派画家）。我的意大利语虽然不太能跟上他们讲话的速度，不过还是能体会到这些人士在讨论这个深深植根于威尼斯的犹太社群时的激情和博学。

　　阿莫斯·卢扎托（AmosLuzzatto）是一位知名的威尼斯犹太学者，也是威尼斯犹太社群（Jewish Community ofVenice）的往届主席。他也出席了那次会议，我们聊了几分钟，谈到利多岛（又译作丽都岛，位于亚德里亚海沿岸的一个小岛）上的犹太人墓园、隔都内沿用至今以他的家族的名字命名的“beit midrash”（自习室）以及我在犹太博物馆看到的由他的祖先犹太拉比新迦·卢扎托（Simchah Luzzatto）撰写的书籍。

　　后来我和威尼斯首席拉比希阿隆·巴布特（Scialom Bahbout）相约在新隔都广场一起吃午餐。那天威尼斯的景致尤其令人陶醉，或许是因为那个十二月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格外眩目，又或者是因为假期让人的肾上腺素激增。当时正处在光明节的尾声，圣诞节还有一周就到了。前几次旅行中都觉得非常破败荒凉的广场，现在看起来竟然像是一个搭好的戏台，只等好戏开锣。威尼斯大学教授沙乌尔·巴西（Shaul Bassi）说，事实上，他负责制作的《威尼斯商人》夏天时就是在此地上映。

　　隔都内破败的“摩天大厦”在阳光的照耀下在地上投下阴影，妈妈们推着婴儿车在阴影中走进走出。穿着靴子，带着领巾的威尼斯人从桥上穿过，高跟鞋的声音嗒嗒作响，而后消失在 Rio della Misericordia 运河沿岸秀色可餐的餐厅里。一小撮游客聚集在犹太博物馆的入口处，馆内的房间里放满了珍贵的物品和书籍。2016年晚些时候，在致力于保存威尼斯文化遗产的国际组织“威尼斯遗产”（Venetian Heritage）的赞助下，这个博物馆将进行一次大型的修葺工程。在午饭前，我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走进一条小巷，浏览艺术品商店 Arte Ebraica Shalom 内一件件用玻璃和黄金制成的精美犹太饰品。

　　广场远处的临时警察亭和周围的环境显得很不和谐。虽然并没有袭击事件发生，不过这里的警察亭一天 24 小时都有意大利警察执勤，这在威尼斯其他地方则比较少见，另外犹太社群还设立了他们专属的以色列安保人员。隔都的两侧各有一处大屠杀纪念馆，由一系列青铜浮雕组成，它们与武装警察相对而立。在纳粹占领时期，威尼斯大约有 250 名犹太人，包括备受爱戴的首席拉比阿道夫瓦·奥托林基（Adolfo Ottolenghi），被从隔都以及城内的其他地方逮捕，然后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位于的里雅斯特的一处集中营里，最后只有 8 人生还。

　　我和拉比在隔都附近的 Ghimel Garden 慢悠悠地享用午餐，这家犹太餐厅新开张不久，不过已经颇有人气。用餐过程中，我们只短暂地提到了大屠杀的话题。在座的还有当地的一名记者达维徳·费代里奇（Davide Federici）以及威尼斯雕刻家希奥尔希奥·博尔托利（GiorgioBortoli）。我们围绕艺术、政治、历史、电影和美食等话题展开讨论，巴布特拉比全程兴致都非常高涨。他当选首席拉比已经有两年时间，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

　　吃 pinza 时，拉比出生于美国的妻子丽诺尔·罗森博格·巴布特（Lenore Rosenberg Bahbout）也加入了我们。Pinza是一种由硬面包和香料组成的、非常简单的甜点。我们笑呵呵地谈论着“威尼斯遗产”总监托托·贝加莫·罗西（Toto Bergamo Rossi）为隔都翻修募捐活动钦点的明星，包括芭芭拉·史翠珊、唐娜·卡伦、黛安·冯夫斯汀宝和巴里·迪勒（Barry Diller）。巴布特夫人说：“太棒了。不过如果这笔钱能用来恢复隔都的灵魂，那就好了。”

　　我采访过的威尼斯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流露出了极度悲观的情绪。不过在这个宁静的无车城市中，当我坐在这个神圣的场所，听着希伯来语的祷告和意大利语的低声呢喃，历史留下的印记让我感到无比安心，而不是忧虑。从隔都最初设立开始，在这里来来去去的有总督、商人、王子、夏洛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放高利贷者）、拿破仑、奥地利人和纳粹。不过在 5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就像这个宁静的冬日清晨，在每个安息日的早晨，犹太人都会聚集在威尼斯隔都里，祈祷、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