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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描述完全符合古代中原的地理气候特点。在这之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Middle Ages），这个名词一般是指日耳曼民族攻占罗马，即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开始，终于15世纪文艺复兴（公元1453年）之前、资本主义萌芽之初，长达近一千年的时间。中世纪的欧洲文化落后，思想愚昧，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极度贫困，铁制农具没有推广，更没有播种机之类的农具和比较有效的灌溉技术，教会的权力比政府权力还要大，宗教法庭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只为能够在上帝那里获得赎罪而活着，贵族都普遍不识字，更不要说农民了。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被后人称作“黑暗时代”。对比可知，中国梦与上述描述正好相反。这时，马可•波罗出现了，开启了西方人的文明愿景。

　　源源不断来华经商、传教的西方人士，都对当时中国的富庶繁荣、中国政治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国人的友善热情、聪明能干、彬彬有礼赞不绝口。即使是在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被中国政府羁押、流放数年之久的葡萄牙贵族盖略特-伯莱拉（Galeot Pereira），在1565年首版于威尼斯的《中国报道》一书中，对中国的司法制度的宽大、公平仍给予高度赞扬：“我不知道有比他们尊重我们这个事实更足以证明他们司法值得称赞的了：我们不过是俘囚和外国人。因为在基督教国土的任何城镇，无论何处，像我们这样的异乡人受到控告，我可不知道真正无辜者的案件将有什么结果......中国人在司法方面的措施......是多么超越基督徒，比他们更讲公道和事实。”

　　伏尔泰说：“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伏尔泰在最著名的《风俗论》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

　　同一时期，较为著名的论及东方的著作还有：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志》（1667年）、柏应理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等，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公开挑战欧洲的教会。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发表《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从18世纪初叶到18世纪中期，即启蒙运动全盛时期，短短50年间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在这些叙事文本中，儒教的中国是以儒教哲学为代表的文化中国形象，儒教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实践、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开明君主制度、人文社会理念和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地征服了欧洲人，成为批判欧洲社会堕落、宗教迫害与君主的参照武器。被神化的中国其实是欧洲思想启蒙者推翻教权抗议王政的一面旗帜。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封建统治及宗教统治进行抨击，经过欧洲思想先驱者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