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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之外的斗争、非官方罢工，通常围绕工资问题展开。而意大利工人如今提出的是对“劳动”的彻底拒绝，以及对“工资必须作为劳动报酬”这一观念的否定。我们要求人人同工同酬——这一诉求摒弃了对技术工与非技术工、失业者与就业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已就业者与“前就业者”（学生与青年）、已就业者与“后就业者”（老年人）之间的划分。工人要求工资不再与生产率挂钩，计件工资必须废除。简言之，收入不应与任何形式的体力或脑力劳动相关联。

　　“工人力量”中的许多思想最初源于《红色笔记》和《工人阶级》等刊物，也有不少来自各地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力量》的编辑弗朗切斯科·托林（Francesco Tolin）因“煽动全意大利工人反抗国家”被意大利当局判处17个月监禁。自法西斯时代以来，我们是首个因此类罪名遭到起诉的出版物。如今，资本家正采纳陶里亚蒂早年提出的通过提高生产率与效率来维持意大利国际地位的主张，这清楚表明斗争已进入新阶段。我们通过拒绝劳动来拒绝资本主义；如果“发展”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的，我们就拒绝这种发展。

　　在地理上，罢工不仅覆盖了意大利工业生产的版图（即劳动力高度集中的主要中心），还将诉求扩展到了那些没有任何政党或团体预料会被波及的地区：不仅包括南方和岛屿上的所谓“欠发达”、前工业化区域，甚至越过了意大利国界，在瑞士和南斯拉夫也出现了罢工。例如，在南斯拉夫北部海岸的卡波迪斯特里亚（Capodistria）造船厂就发生了罢工。自1937年以来，瑞士日内瓦和卢加诺首次出现了非官方罢工——这些罢工正是在过去几周内受到意大利事件的推动而爆发的。

　　在构成这一国际性斗争网络的重要节点中，我仅列举意大利几大具有决策中心地位的龙头企业：菲亚特（Fiat）、国家碳化氢公司（E.N.I.）、工业复兴公司（I.R.I.），以及蒙特爱迪生（Montedison）和倍耐力（Pirelli）。国家层面的决策中枢，实际上由这些大企业的协调政策所主导。近年来，资本集中度在这些企业主导的行业中显著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这种集中，而非相反。过去几年的经验明确表明：欧洲的资本集中过程，本质上是在阶级斗争加剧、导致那个无法被计划的根本变量——“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才发生的。

　　早在1962年合同罢工期间，人们就已清楚：在这些地区，中左翼政府试图推行的“参与式民主”实验注定失败。中左翼政府在三大工业集中区的外围——即意大利中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在那里，大型企业运营着主要工厂，而意大利（CP）则掌控地方政府、交通、服务业、小型工厂和合作社。战后重建时期，工人在主导的中部地区遭遇挫败后，意共获得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主导了该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在意共反对垄断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大企业被描绘为“异常现象”而非常态；他们真正推崇的是中小型企业。意共及其领导的总工会（CGIL）清楚地认识到：要控制工人，就必须避免大规模的工业集中。他们成功打造了一些没有大量工人聚集的“模范地区”。

　　当然，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大企业与意共之间的默契通过“菲亚特—苏联协议”得以巩固——该协议促成了在苏联托利亚蒂格勒（Togliattigrad）建立一座大规模汽车工厂。1969年，约两千名苏联技术人员和白领工人正在都灵接受培训，亲眼目睹了当地的大规模罢工。意共及其总工会试图在6月封锁菲亚特罢工的影响。当学生和工人在米兰一场欢迎意共副贝林格（Berlinguer）从苏联访问归来的集会上散发传单时，他们深感难堪。传单写道：“贝林格和勃列日涅夫当然有很多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菲亚特管理层让他们达成了完美共识：都灵罢工是坏事，托利亚蒂格勒工厂是好事。”事实上，一旦托利亚蒂格勒流水线上的加速节奏与底特律或都灵完全一致，人们就会明白：对流水线上的人来说，一辆车是“社会主义使用”还是“资本主义使用”，根本毫无区别。

　　那不勒斯是一个类似米兰的多产业中心，但规模较小。由国家与菲亚同控股的阿尔法·罗密欧（Alfa-Romeo）汽车公司正在此建设全新的、一体化的整车生产基地，逐渐成为大都市区的主导力量。除那不勒斯外，南方四大工业中心还包括：塔兰托（Taranto）的国有钢铁厂、布林迪西（Brindisi）的化工基地、撒丁岛波尔托托雷斯（Porto Torres）的炼油厂，以及西西里卡塔尼亚（Catania）周边的化学工业区。今天的南意大利是欧洲人口内外流动率最高的地区。数百万农民通过临时移民德国、瑞士、法国、荷兰等地，转变为无产者。这些人在大众（Volkswagen）或赫斯特（Hoechst）等企业多年劳作后，带着高度政治化的经验回到家乡，可能在所谓的“欠发达”地区以农业工人的身份采取行动。由于强制劳动与“强制返乡”（25年间有600万人离开意大利），返乡者使南方成为一个对资本而言极不可靠的投资区域——即便是在欠发达地区，也无法保证安全回报。

　　经过车间内持续不断的停工，5月29日，都灵菲亚特总装线全面停摆，整个工厂陷入瘫痪。原定为期三年的合同本应持续到1969年9月。但这次停工所提出的问题，恰恰是三大工会联合会（意共领导的CGIL、天主教工会、社会工会）不愿触及的：工会愿意缩小工资差距，却拒绝废除等级制度；它们不愿以基本最低工资为基准谈判涨薪；尤其强调：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合同期内加速平均工资增长率。换句线年通过放缓增速予以“补偿”。工会声称，加速工资增长将导致意大利经济体系崩溃——这确是事实。认真对待工人和失业者当下争取更多社会财富、减少劳动时间的能力，就意味着直接中断资本积累过程，引发资本主义主动性的危机。

　　在工会看来，只有通过长期政策——实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跨国劳动力流动机制——才可能提高工资增速。但这需要“当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与控制”。长远来看，工人不仅会死去，而且其生死将由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来决定。工会还提议在大工厂设立“流水线代表”，以便在车间层面调节社会冲突与社会和平。然而，工人阶级对工会会员身份的被动接受，已无法再靠“厂内流水线代表”这类权宜之计来维系。“在汽车工业中，那条把我们每个人拖拽的链条，把我们所有人捆在一起；此时此刻，再设一个流水线代表去跟工头争执，毫无意义”（1969年5月23日，都灵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厂附近食堂的一次学生—工人会议上）。到1969年6月，工人已明确拒绝这一提议。正如一位工人反问：“如果流水线代表是好的，那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当代表？”代表制——民主的根基——因工会提案的失败而遭受重创。所谓“工厂民主”的舞蹈在意大利并不存在。股东大会或议会辩论可凭51%多数做决定，但在现代工厂，若工人想离岗罢工，必须已有90%的人下定决心。

　　面对工会与意共同流水线工人激进诉求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数百名学生开始在都灵菲亚特工厂外设纠察线、散发传单。正是在菲亚特工厂门前，学生积极分子从工人那里学到了他们在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美国革命》或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工人与资本》中读到的思想：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彻底拒绝劳动、在任何时候都激烈反抗工业劳动，并非未来神话，而是现实。对这些年轻人而言，“奴隶”就是“工作”本身——它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存续。22岁就站在流水线上，意味着看不到再活三十年这种生活的希望——无论你为哪家公司干活，还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

　　即使在北方和意大利中部，失业率也必须上升。它很可能更多地采取周期性失业的形式，以便根据经济周期的趋势，有计划地注入和驱逐劳动力，从而对在职工人构成威慑，对失业者构成要挟。事实上，1929年之后，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现，为了实现扩张，必须将工人阶级的斗争作为扩张的推动力，但前提是这种斗争的程度不能超出围绕岗位和工资所采取的防御姿态的界限。一旦斗争超越这些界限，资本主义便宁可选择危机。危机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失业者和在职工人能否在就业和工资问题上采取进攻立场。

　　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劳动力对岗位和工资的要求就会与岗位挂钩。当劳动力要求岗位时，它并不是在为岗位而斗争：它根本就没有斗争。它是在乞求，它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主动安排，它将自己的斗争能力从属于其维持或成为雇佣劳动力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恰恰取决于这样一个条件：作为雇佣劳动力的斗争能力必须减弱。这是处于危机中的资本得以复苏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这种机会还取决于另一个条件：失业者必须将自己的基本物质利益认同于资本主义的扩张。

　　如果资本主义能够证明，满足失业者基本物质利益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就是在职工人斗争能力的削弱，那么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就被摧毁了。但资本主义权力的本质，并不在于摧毁工人阶级作为一支自主力量的能力，而在于摧毁其作为一支征服性力量的能力。当资本不得不诉诸此类操作时，它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自己已无法优化阶级斗争的强度，无法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资本主义权力的本质，在于对特定行动场域的全面支配，以使劳动力保持防御姿态，并在于不断创造新的行动“土地”和新的行动“天空”。

　　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将这种代价称为“政治工资”。政治工资意味着摧毁资本将劳动力维持在防御姿态的能力。政治工资是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通过以更少劳动争取更多社会财富的斗争，与摧毁资本主义在经济周期中实施支配的工具的斗争相互结合的能力。政治工资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试图割裂失业者与在职工人基本物质利益的做法，也是失业者有组织地进入工厂、与在职工人共同罢工的能力。这意味着资本无法再制造失业者与在职工人以使之相互对立。

　　因此，政治工资不仅是一种社会财富的数量，首先更是一种在此生产力发展阶段上整体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能力。摧毁资本的主导力量，正是劳动力自身对劳动展开的公开而进攻性的斗争。首先是工人阶级对劳动的憎恨，继而是认识到：在此生产力发展阶段，大规模工业生产本质上不过是人为制造的无谓劳动（make-work）。这种憎恨必须作为一种专制性力量作用于整个社会组织。只有当它被证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利益相对立时，才能导致对社会财富整体观念的变革。

　　工人力量作为一个团体，意图与其他力量共同创建一个新的斗争周期，在这一周期中，对政治工资的斗争可由在职工人与失业者、工人、“非工人”和“前工人”共同支撑。敌人强大，目标彻底。朝圣先辈（Pilgrim Fathers）不会死去，除非我们杀死他们；五月花号（Mayflower）不会沉没，除非我们用鱼雷击沉它。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救生艇，但改良主义的替代方案甚至不是那些拖拽锁链的奴隶——而是越来越多的锁链在拖拽奴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